必一运动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”。2023年7月以来，习总多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并进行系统论述。

　　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”被列为十大任务之首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，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。

　　“创新”“质优”“先进生产力”如何落实？“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”如何彰显？“先立后破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”如何践行？探索实践过程中各行各业又遇到哪些难题、积累了哪些经验？

　　光明日报调研组从新春开始就踏上了征程，历时4个月，奔赴沿海内地、岭南塞北，去感受那豪迈奋进的，去倾听那坚毅笃行的足音！

　　从担忧“被开除球籍”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从一颗螺丝钉都要进口到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，从80%人口是文盲到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……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尤其是改革开放后，我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，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。

　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我国GDP十年翻番，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，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过30%，“稳定器”“动力源”作用持续凸显。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，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，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。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，科技创新有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建成全球最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。

　　但也必须看到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、深层次加速演进，“逆全球化”浪潮涌动，全球产业结构和经济版图加速重构，科技创新成大国博弈焦点。放眼国内必一运动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，仍有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，一些地区粗放扩张、低效发展的思路依然延续，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尚未根除。

　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，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需要先进生产力这一根本动力；为全球经济和人类福祉贡献中国担当，需要先进生产力这一终极力量。

　　“特点是创新，关键在质优，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”“是创新起主导作用，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、生产力发展路径，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特征，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”，习总的重要论述高屋建瓴。

　　“整合科技创新资源，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”“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”，习总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方向。

　　量子，这个微观世界里的最小能量单元，正在宏观世界迸发出巨大能量——只需几秒，量子计算机就能完成超级计算机47年的计算量；

　　数据，这个数字时代里的“石油”，正在渗透到每一条生产线——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融合，百年工厂犹如新生；

　　新能源必一运动，这个创造绿色生活的新兴产业，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版图——电动载人汽车、锂电池、太阳能电池，外贸“新三样”强势取代服装、家具、家电“老三样”。

　　在九峰山，一群人正在寻找一条新的登顶之路。这个武汉城区的最高峰，如今被一家科研机构“借”了去——湖北九峰山实验室。

　　“它是由两种或更多元素以确定的原子配比形成的半导体材料，不同的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‘本领’各不相同。”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工艺工程师赵波告诉调研组。

　　这是一条很窄的“路”——在全球半导体领域，基于单质的硅材料的半导体产品占95%以上，化合物半导体是绝对的少数。

　　这又是一条很新的“路”——氮化镓、碳化硅等化合物材料制作的半导体，在新一代移动通信、新能源汽车、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，被称为第三代半导体。

　　“从7纳米、5纳米，再到3纳米，硅基半导体制程越来越‘卷’。而不同于硅基半导体，化合物半导体主要面向大功率、高电压、射频、光电子等应用领域，不需要‘卷’先进制程。”赵波说，这条新赛道，“现在占比小，但前景广大。”

　　在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无线电管理研究所（未来产业研究中心）所长韩健看来，新质生产力的“新”，关键之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开辟新的技术路线，找到新赛道，“化合物半导体和硅基半导体不是谁替代谁，而是多了一种选择”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这条新的登顶之路，不会被别人半路“设卡”。“在这个新领域，我国力争实现并跑，甚至领跑！”韩健说。

　　这就是高科技！传统的生产力，靠的是土地、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叠加，而新质生产力把技术这个生产要素的重要性，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　　在深圳白石龙音乐公园，玩累了，点一杯饮料，15分钟后，一架无人机就会稳稳落下，将餐食投入外卖空投柜中，只需输入手机尾号，即可取餐。

　　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，低空也飞来一架无人机。不过，它不是来送餐，而是带来一只“眼睛”——快速查看和回传现场图像，帮助应急管理部门排查安全隐患。

　　还是在深圳，一款新型低空无人驾驶飞行器，搭载乘客缓缓飞上80米空中。这可不是从科幻电影里“飞”出来的，它刚获得全球首个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的适航证！

　　低空经济正以其创新的技术和产业模式，成为“向天空要GDP”的新质生产力——创新要素多、产业链条长、应用场景丰富，这都是明显的新质生产力特征。

　　“大城市土地资源利用已是见缝插针，低空资源如果充分利用起来，红利巨大。”中国低空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徐昌东说。

　　“这个‘智能中枢’可以通过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数字孪生等技术，整合产业数据资源，帮助企业优化生产模式，提质降本增效。”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技术总监王超告诉调研组。

　　而在几年前，这家企业还因为工艺落后、生产效率低，不能适应市场定制化新需求，只能望“单”兴叹。

　　通过政府牵线，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提供了服装“智造”整体解决方案，定制下单、开放设计、智能生产全流程信息化。“小单快反”的柔性生产让旧设备“摇身”一变，实现了“以一当多”的效果。

　　多位一线技术人员向调研组表示，新质生产力需要技术的性突破，也需要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，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。

　　从南京发出指令，几百公里外的杭州某工厂内，无人驾驶小车启动、转向、停止，时延保持在20微秒内，移动距离误差为厘米级。

　　“工业互联网、智能制造领域必须大幅降低数据传输的时延抖动，算力跨区域调度也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传输效率。”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谭航说，构建全新的网络架构，迫在眉睫。

　　“确定性！”谭航解释，我们目前使用的互联网就像一条马路，堵堵停停。而未来网络通过新技术提供“准时、准确”的数据传输服务，是一条“信息高速铁路”，上面的“列车”不会晚点。

　　大山深处的“中国天眼”和2000多公里外北京的科技人员，已经尝到未来网络的甜头。“中国天眼”每时每刻都在收集大量科学数据，并传输到北京的实验室。与CENI实现互联互通后，数据传输效率由40%提高到90%，科研效率大大提升。

　　不用到现场，App上就能完成定制化选装，千人千面——轮胎、内饰、外观等20多种配置样式繁多，任客户挑选，一周左右即可提货。定制化需求形成的数据，不仅传输给汽车生产商，还实时提供给供应商、经销商以及售后，目标是让整个产业链消除“浪费”。

　　“我们还改进生产工艺来节能减排。”广汽埃安工程部部长潘镜池给调研组算了一笔账，“仅将热泵燃烧时产生的余热再利用，每年就能少使用氧气80多万立方米，节约13万度电。”

　　深圳有种骄傲：不出深圳，就能造出一架完整的无人机。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背后，是数量庞大的产业人才。

　　“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都提出更高要求。”深圳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龚晓峰告诉调研组，深圳的电子信息、新能源汽车、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迅速壮大，人工智能、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爆发式增长的重要原因，是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，特别是高层次人才。

　　高层次人才超2.4万人、技能人才超400万人，各类人才总量突破679万人……“深圳的‘土特产’不再是荔枝，而是科技型企业家。他们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不可少的优质力量。”龚晓峰不无兴奋。

　　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指出，虽然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，但同时也创造了更多高技能、高附加值就业岗位。新质生产力呼唤“新质”劳动者，这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

　　“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，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”“中国有能力跳过一个台阶，直接进入汽车的新时代”……

　　1992年，钱学森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，展望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之路。30多年后，钱老的畅想已变为现实——2023年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958.7万辆和949.5万辆，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。

　　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件，产业链长，对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，是国家制造实力的重要体现。但长期以来，由于燃油车发动机、变速箱等核心技术受制于人，我国汽车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弱势端。

　　新能源汽车产业兴起的背后，是基础材料、电池、电机、电控、整车制造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必一运动。“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，我们国家‘三电’技术处于最领先位置。”理想汽车智能制造负责人李斌难掩自豪。

　　2023年，我国电动载人汽车、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合计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。“发展新兴产业，促进新产业链的出现或原有产业链的重构，能够提升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李晓华向调研组表示，虽然我国是制造大国，但很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。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，就是因为它让中国汽车产业“驶”上了全球价值链中高端，甚至更进一步，在智能驾驶的道路上，奔驰在世界前列。

　　21年前，我国第一个量子计算研究小组在合肥成立。今天，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量子信息科研和产业集群，量子成为合肥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“名片”。

　　走进本源量子，这家诞生于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企业，大屏上闪过一串数字——1月6日上线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。

　　“上线”，指的是我国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“本源悟空”。取名“悟空”，寓意“72变”的强大算力。

　　“这是目前我国最先进的可编程、可交付使用的超导量子计算机！”“本源悟空”硬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告诉调研组，该量子计算机向全球用户限时免费开放，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量子算力“可用”时代。

　　是的，量子已从实验室，来到我们身边——量子计算可用于人工智能、药物筛选等；量子加密技术已用于加油站税控监管；量子传感器可以测到脑磁、心磁等很多过去探不到测不准的信号……

　　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指出，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，新质生产力的“先进性”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处——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、支撑力，实现生产力的跃升，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。

　　在调研一线，我们也听到一些反思的声音——发展新质生产力，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定力，防止概念误读、行动走偏。

　　调研中，我们发现，一些地方或行业、企业，把新质生产力当成无所不包的“筐”，不管什么都往里“装”。一谈到发展问题，就套上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，仿佛穿上“新衣服”，摇身一变就成了“新质”。

　　比如，有的企业仅简单上马一些自动化设备，却并不怎么用，就号称有了新质生产力。有的人认为，文化产业只要跟科技沾点边，就是“文化新质生产力”。有的地方开发旅游项目，增加一些元宇宙的炫酷场景，便认为是“培育旅游新质生产力”……

　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王熙提醒，新质生产力一旦被泛化和滥用，有可能陷入言之无物的“概念空转”——不仅把这个概念“玩坏了”，还搞得劳民伤财得不偿失。

　　在一些未来产业领域，商家的“商品”甚至跑在了科技发明前面。有企业打着“元宇宙区块链游戏”的幌子，包装成高科技项目，博取政府投资和民间融资。一些公司炒作“量子科技”概念，量子空气净化器、量子床垫、量子针灸大行其道……

　　“就说元宇宙，很多只是噱头，离新质生产力还远着呢。”从事元宇宙技术研发的亮风台（昆山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富义向调研组表示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技术基础上。元宇宙是区块链、数字孪生、虚拟仿真等多种数字技术的集成，这些技术均尚不成熟，多元技术的深度融合也面临挑战。

　　“人工智能领域也存在概念炒作、技术落地难等问题。”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房超告诉调研组，部分地区打着人工智能旗号上马各种项目，而没有相应的技术和实际应用场景，无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。

　　比如，生物医药。一些地方盲目将生物医药作为发展新兴产业的抓手，没有科学的市场调研和前期策划，就大量引进这类企业。某中部城市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园花大价钱建成的净化厂房，如今却闲置。“新衣服”成了“烂布头”。

　　“这与一些地区的产业规划不科学有关。”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研究员胡雯认为，产业规划如果明显超前于新技术的概念验证和成果落地，容易造成概念炒作、“新瓶装旧酒”等乱象。政府监管如果明显滞后于新技术的发展，规范和标准缺失，也可能导致新业态野蛮生长。

　　房超认为，一些地方或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时，缺少实实在在的技术抓手，“什么名目新就抓什么，先把‘新衣服’穿起来再说必一运动，最终只能是‘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’”。

　　调研组发现，有的地方认为新质生产力专属于“新”，一味迎“新”，忽视了传统产业。比如在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上，把钢铁、石化、有色、建材等传统产业贴上夕阳产业、落后产业的标签，导致资源投入越来越少，有的甚至弃之不顾必一运动，错过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。

　　“实际上，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方向，往这个方向跑肯定是对的，但并不是要把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对立起来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说，“育新枝栽新苗”的同时，离不开“老树发新芽”，更何况“老树”还是我们的老本、根系所在，我国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超80%！

　　孵化新技术、新产业，“工业上楼”的模式很火。自深圳提出要5年供应一亿平方米“工业上楼”项目后，多地争相效仿。

　　“但相比一般厂房，‘工业上楼’还涉及需求匹配问题。”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杜青华直言，看别的地方干得好，就照抄照搬。“穿着别人的鞋走路，能走好吗？！”

　　有的地方觉得，新质生产力专属于“优等生”，自己条件一般，索性一躺了之，只想“等靠要”。比如一些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以及一些老工业基地。

　　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，中西部地区有自己的比较优势，可以根据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科研条件等，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发展，也可以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，实现转型升级。

　　“而且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依赖科技创新，还有管理和制度创新。”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范祚军表示，这意味着，即使是欠发达地区，‌找准自己的路子，照样能闯出新赛道。

　　“这得益于贵州的‘先知先觉’。”贵州省信息中心信息基础设施处高级工程师刘梅告诉调研组，发展大数据，贵州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的产业基础，但地域优势得天独厚——凉爽的气候利于服务器自然散热，稳定的地质结构利于服务器安全运行，丰富的清洁能源可提供电力保障。

　　新质生产力不是谁的“专属”，不盲从、不“等靠要”，知足知不足、有为有不为，因地制宜，找对方向，照样能“领异标新二月花”！

　　今年以来，生成式人工智能火了。国家网信办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3月，我国已有117家“大模型”成功备案。

　　人工智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之一。但“百模大战”带来的，有可能是同质竞争的低效“残杀”。

　　“‘百模大战’会导致资源浪费、市场波动等，大量的企业涌入同一赛道，市场需求迅速饱和，影响企业投资回报率和发展前景。”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主任刘伟说。

　　调研发现，各地建设算力中心热情高涨，重复建设现象突出，这导致算力资源分散、利用率低。据统计，已有超过30个城市在建或筹建智能算力中心，有的城市同时建设多个，甚至县城也在建。

　　天津中科闻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朱东宇认为，应从应用端需求出发，实事求是，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谋划算力产业，实现资源高效利用。建议国家出台更为细致的政策指引，防止盲目建设，引导算力中心集约化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新能源行业也有类似问题。由于符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预期，新能源行业出现“热钱”蜂拥之势。风、光等清洁能源产业，被西北地区视为历史性发展机遇，当地政府乐于推动此类项目上马，比拼发展速度和规模。后果却是，大项目纷纷落地，发电量本地却消化不了。

　　“发展新能源，不是哪儿有钱、有热情就能上。”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邵志刚提醒，警惕政绩、规模导向的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。

　　“同质竞争，最终是要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来解决。”华侨大学金融与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郭克莎说，围绕市场需求进行差异化发展，才能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

　　调研中，一种感觉不时充溢在我们心中，那便是：“莫言下岭便无难，赚得行人错喜欢。正入万山圈子里，一山放出一山拦。”

　　我们既欣喜地看到新质生产力的蓬勃生机，也深深感受到实际发展中遇到的困惑与难处。许多待解之题需要探索、思考。

　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技术策源驱动生产力向新能级跃迁，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，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、颠覆性科技成果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

　　“世界科技前沿、经济主战场、国家重大需求、人民生命健康，‘四个面向’指明了科技创新的方向！”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统计评价研究室主任张宓之看来，只有把“真问题”抛出来，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的“真项目”才能蹦出来。

　　上海交通大学的“医工交叉研究基金”，正在探索解决技术攻关中“谁来出题”的问题。“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提出问题，由理、工、医等各领域科技人才组成系统攻关团队，联合提出解决方案，再由医生来验证、评判成果的实用性，并提出优化需求。”该校学术发展与成果处副处长韩海波介绍。

　　调研中，多位专家表示，越是原创性科研越容易出现非共识。“当前普遍采用的同行评议共识支持的机制，对颠覆性、高风险，尤其是交叉领域的非共识创新研究，支持力度有待提高。”韩海波提出当下堵点。

　　有一个案例很典型——某研究项目4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因多数评审专家对其可行性持怀疑态度，在常规评审机制下始终未能进入下一环节。直到后来有了“原创探索计划项目”，这一非共识项目才通过评审，获得资助。

　　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科研管理如果过分强调指标化、数量化，忽视科技质量、科技价值、科技影响等，就会让‘真问题’被埋没。”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徐芳对调研组表示，只有强调“真”创新，“硬”科技，才能让源头活水汩汩而来。

　　新质生产力需要原创性、颠覆性技术催生，而技术买不来、要不来，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，实现更多的从0到1。

　　“三个方面必不可少：加强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趋势研判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；加快实施引领未来的重大科技项目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先刚说。

　　浙江良渚实验室就在发力，他们正打造一个“创新部落”——多元创新力量和创新资源的聚集地，创新者无论来自科研院所还是企业，都可以来实验室验证他们的新技术，多学科交叉，上下游合作，不断进行优化迭代。

　　“大家在一起充分共享各自领域的知识，交叉协同解决问题。”良渚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欧阳宏伟介绍，这个过程中，实验室也在聚焦行业共性关键问题，推导下一代技术需求，从而激发新的原创性研究。

　　大门打开！不再搞过去的闭门研究。创造生态！催生前沿技术，满足行业需求，科技人员在这里发生着强烈的“化学反应”。

　　但调研发现，还有一些科研机构仍在沿用老路子。“科技管理活动没有跟上科研范式进步的脚步，导致创新受阻。”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方向不无忧虑地指出。

　　“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、技术含量高，可正是这种‘新’，又容易让人看不到、看不清、看不懂。”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新经济研究所所长李相锋告诉调研组，不少领域研发投入多，但较长时间内很难见效，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界的研发决策和投入。

　　“我们能不能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手术机器人？”2013年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问。面对国外垄断，缺乏技术标准，他带着团队做了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

　　11年过去，他们突破多项高难度技术壁垒，实现核心部件和算法的自主可控，但在极为“烧钱”的机器人赛道上，走下去，每年仍要投入上亿元。这条从0到1的漫漫研发路，杜志江直呼“太难！太难！”

　　“这提醒政策制定者和科技人员，从0到1靠的是长期主义。”在华工科技长期从事激光技术研发的程伟深有同感，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让一些投资者沉迷“短平快”，“当下，更需要创造让科研人员潜心钻研的条件。”

　　“创新可能会遭遇瓶颈期，而突破瓶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！”李相锋道破了当前科技创新的主要问题——牵涉底层复杂技术的攻关，依靠单兵突进难以实现，亟需由企业、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共同发力，形成创新联合体。

　　但，创新联合之路有堵点。不少企业负责人向调研组表示，虽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，但现实中，很多科研资源还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掌握，如何给予企业更大的科研支持力度，巩固深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这一问题亟待解决。

　　湖北的探索，可资借鉴——搭建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，举凡企业急需的创新服务，都可以在平台“下单”，系统会智能“撮合”，高校、科研院所等响应“接单”，提供解决方案。湖北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介绍，在平台引领下，2023年，湖北全省技术合同交易额较上年增长59.8%，排名由全国第7跃升至第3。

　　形成创新合力，既需要横向的创新联合体，也需要上下游协同的产业链，作为龙头企业的链主至关重要。

　　“应集中力量培育本土链主企业，鼓励他们联合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，组建创新平台，开展核心技术攻关，补齐产业链短板。”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政建议：每条重点产业链遴选2到3家链主企业，构建“战略性产业集群+重点产业链+多链主”体系。

　　云韬氢能就是这样的链主。“氢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被‘卡脖子’，不是单打独斗能解决的，需要大家一起来攻关。”该企业副总裁钟蕾芳告诉调研组，他们携手16家新能源上下游企业和知名科研院所，组建了全国首个氢燃料电池产业创新联合体，为氢燃料大规模推广应用作先行先试的探索。

　　但调研发现：在很多行业，这样的链主企业还不够多，即使有，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也不强。专家呼吁，精准引导，靶向扶持，加快培育具备关键性技术突破能力的链主企业。

　　调研发现，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“转化”——产学研用互动渠道不畅通导致的“不能转”、科技成果价值难量化导致的“不好转”、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不到位导致的“不想转”。

　　今年3月，北京理工大学郑州研究院企业孵化类（概念验证项目）评审会在郑州技术交易市场举行，这是河南首批概念验证项目集中亮相。

　　“通过概念验证方式对创新项目进行深度评估，是一种新的尝试。”北京理工大学郑州研究院副院长周勇说，专家提出的评估意见和建议，将成为研究院首批团队引育的基本依据，为项目加速落地奠定基础。

　　但周勇也有担忧，对于高校科技人员来说，科研成果的所有权问题是绑住他们的“绳子”，职务科研成果所有权属于高校，如果转化失败则可能被扣上“国有资产流失”的帽子。这种风险，让很多人不敢迈出第一步。

　　“是科研端先走出去，还是产业端先上门对接？”这是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学院教授李政言过去常困惑的一个问题。让他想不到的是，有人帮他们迈出了“第一步”。

　　李政言在激光领域深耕多年，和同事攻克了一些重要技术，论文也发了不少。但是，这些论文一直没变成“产品”，直至他们遇到光谷实验室。

　　光谷实验室是湖北省近年来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，主要聚焦光电子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，同时也关注相关技术的基础应用及成果转化。这里，是一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组合。李政言走出校门，成为光谷实验室的双聘教授。与他对接的，是华日激光的工程师，他们成立联合攻关小组，在实验室进行技术验证和转化。

　　“看到技术路线可行，甚至做出了样机，和看到一堆论文，企业的预期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掏钱的痛快程度更不一样！”华日激光超快光纤实验室主任樊明琦说。

　　项目期间，李政言专心在实验室做成果转化。“项目结束后，无论成功与否，我想回学校也完全没问题，编制会一直保留。”李政言说，解决好“不能转”“不好转”“不想转”的问题，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“聚变”才能线）先天不足，后天怎么补？

　　必须承认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区域不平衡客观存在。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，一些则相对迟缓，久而久之，差距就拉开了。

　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，但很多地方在“破与立”“取与舍”的进退中仍心存迷茫。

　　“没有‘合肥家电’，就没有‘合肥芯屏’！新兴产业也是从传统产业升级而来的。”合肥市发改委副主任程羽说，做大家电产业后，合肥发现彩电等家电产品对显示屏有着巨大需求，于是进行产业升级，紧跟技术迭代，布局新型显示技术。“而做大显示产业后，又发现钱大多被显示器背后的芯片赚走了，于是我们决定做芯片，补齐产业链。”

　　“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。”习总的重要论述振聋发聩、掷地有声。

　　调研中，不少科技人员慨叹，虽然我国科技竞争力整体上有了提升，但在一些领域与发达国家还差距明显。需进一步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，让更多创新成果“冒”出来。

　　传统产业“大而不强”“全而不精”，新兴产业基础薄弱，未来产业“不进则退，慢进亦退”，怎么办？

　　调研发现，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，难点尤其多，最突出的是银行以抵押品价值确定额度，而科创企业普遍重研发、轻资产，很多初期经营状况并不“漂亮”，但又确实需要资金，怎么办？

　　（调研组成员：光明日报记者王慧敏、薄洁萍、丰捷、陈海波、崔兴毅、马姗姗、张雁、杨舒、陈慧娟、陈晨、陈恒、刘坤、常河、苏雁、颜维琦、王建宏、吴春燕、严圣禾、吕慎、吴琳、张士英、刘勇、王胜昔、刘艳杰、高平、闫磊）